浪丐心淚──大藏寺祈竹仁寶哲自傳

  • 第六章──印度歲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達位於印度邊境的甘托克鎮(Gangtok,當時屬錫金王國領土)。這個地方與西藏的民風及氣候差不遠,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個尼泊爾人家中住了近一個月。這個人年約四十五歲,從很年青時他便修持寧瑪派的法門。他對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給我。在這個月中,由於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兩年來未感受過的輕鬆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曆年初四,我啟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倫堡(Kalimpong),車程要一整天。噶倫堡鄰近以產茶著名之大吉嶺(Darjeeling),位於喜瑪拉雅山腳。這裡雖屬印度領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這年代又有更多來自西藏的人湧至,所以在這G的生活便與西藏一樣。我在噶倫堡有父系的親戚,在到達後我便暫住在他們的房子中。

在噶倫堡的日子中,因為我長相像漢人(我也的確有漢人血統),又常常面露歡容,與絕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產生了對比,以致有些人總暗中懷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間諜人物,這使我在歡喜中也有少許感到委屈。在此時期,我一度興起報名入讀英式學院的念頭。在參見一位以與護法有密切宿緣著稱的法師時,他卻表示護法命我甚麼俗事也不要再顧,反而應往深山中禪修終老。我在夢中亦見到護法示現,說的也是相同的話。這個命令其實暗合我嚮往的心願,於是我便下了決心預備往喜瑪拉雅山中閉終生的關。沒多久後,我在色拉寺時的學兄堪薩仁寶哲(其實他在後來被委任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後,方被尊稱為「堪薩仁寶哲」。但為了行文方便,這裡便以此貫徹稱呼。「堪薩」的意思是「退任方丈」。這位堪薩仁寶哲因後來身份而被以此名號尊稱,與在我童年時為我授沙彌戒的師父退任甘丹寺蔣孜院方丈,並非同一人),也從西藏來到了噶倫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 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絨地區距大藏寺不遠的地方,但卻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時,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絨僧堂同學。堪薩仁寶哲不贊成我入山終老。他對我說:「入山專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年青僧人必須自覺地在西藏以外肩負延續佛法的擔子。現在拉薩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們必須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續下去,就要看我們了!」。仁寶哲的志願並不符合我的私願,但我卻點頭了。我的同意一半基於學弟必須服從僧臘較長的師兄之傳統,另一半則因為仁寶哲所說的話的確合理。

在此同時,堪薩仁寶哲向當地藏人解釋了我的背景(我對政治從不參與,既非中國間諜,也並非因反共而出走。我赴印度只為了求學,別無其他原因),這馬上便消除了噶倫堡的藏人對我身份的存疑。

在結束了在噶倫堡為期一年的逗留後,我與堪薩仁寶哲坐了一晚火車,來到了印度畢莎(Buxa)。

畢莎是一個熱帶氣候的地方,地處印度及不丹王國交界。這裡的氣候對西藏人來說很不習慣,以致有不少人病死營中。印度政府安置我們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暫時住在荒廢了的牢獄建築物中(這些營房是殖民地時代由英國人所建的,聖雄甘地及尼魯總統也曾被英帝國政府在此處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築物此時用作西藏尼眾臨時居住點;曾囚禁尼魯的牢房則變成了僧人臨時居所)。在這裡,此時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單單來自西藏三大寺的學僧便有一千二百個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級學僧。我的同學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後便在印度期間繼續學業,此時已讀完我尚未修畢而因政治變化被迫中斷的般若部課程,同班級中的中觀部課程也已開始了。

這時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來的依止師及教授師都不在身邊,便對堪薩學兄供上了哈達及五個印度盧比,頂禮三拜,求他成為我的依止師及教授師。堪薩仁寶哲欣然答允兼當我的兩種師父的責任,高興地收起了我的五盧比小供養。此後至今的年間,仁寶哲便一直照顧我,師徒關係很親。我當年所供的五盧比,仁寶哲至今仍收藏著留為紀念。仁寶哲囑我重回原來色拉寺的班組,直接追學現在已進行至中觀班第一年級的課程。原來的同班學僧,當然很高興又再見到我。

畢莎的營房雖然也是囚獄的間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當然又與我身囚西藏獄中時大為不同。在這裡,不但重遇老同學及相熟的長老們,而且眼見僧人學風很盛,與色拉寺並無分別,我慶幸佛法在西藏境外總算也延續了下來。我隨身由西藏帶來的簡單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師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這部論涵攝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內,是我派最重要的論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時都只會帶世俗上的貴重財物隨身,我帶的這部論成為了畢莎營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廣論︾。由於我甘冒生命危險而帶出這部鉅論,營中的一些長老對我這位年青學僧甚為嘉許。營中的長老僧人在此時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憑記憶把三藏經論儘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寫記錄,以防日後佛法失傳。因為熱帶天氣及心力交瘁,有許多年老僧人在營中為這種工作獻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觀一年級課程後四個月,我也因不適應印度生活及天氣而患上了肺癆病。在病發後,我在半年間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進食,身體不斷流汗,後來進入了彌留的狀態。營中的僧人這時對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備妥木柴,隨時預備辦我的後事。堪薩仁寶哲因為曾力勸我參加畢莎的佛學課程而不顧護法的忠告,此時變得很擔心,他認為自己必須對我的病重負上責任。有一天,我再次夢到護法向我顯現。衪對我說:「你趕快進醫院,便絕對死不了!」。當時營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癆,國際上的救援慈善組織為我們安排了二十五個療養院名額。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臨時決定不前往療病,我剛巧便補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況是最嚴重的。當時我無力走動,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車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車到火車站,又再上車前往位於孟賣的療養院。

孟賣距離畢莎很遠,火車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達。在火車上,我的身體弱至連頸項也承受不了頭部重量,眾僧便只好把我的頭以繩子綁吊在車廂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氣重而入氣少,身體感到很熱,後來更陷入彌留狀態。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誦唸祖師的名號。在差不多捱抵終站時,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黃痰,同行僧人一致認為我會死在火車上(卡車的管理員還經常來檢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終於抵達孟賣火車站後,他們便找來了輪椅,十萬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療養院。

這座療養院規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國醫生在世界各地創辦的慈善醫院其中一間,名叫「華萊士醫生胸肺健康療養院」,在印度似乎頗有名氣及好評。醫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個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為前火車司機,我猜想他們可能是因為長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氣而患上肺病。醫院的醫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學美國的印度藉醫師,偶然也會見白人醫生來到視察。在醫院中有一個大花園供休閒散步,病者則被安排住宿三人間。醫院的食物等供應也很不錯,但印度人卻常常把醫院配給中的最差部份留給我們藏人。我當時的同房是兩個藏僧,現在他們仍然在生,一個在蒙古,另一個在加拿大。

在入院檢查時,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時我更患了哮喘病),體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雖然我個子不高,但本來一向比常人健壯得多,堪稱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於過瘦及穿著病人袍,醫生竟然一直以為我是一個乾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發現我原來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後,我的健康有些好轉,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動。在醫生為我注射藥物時,因為我身上只餘皮骨,針在扎入身體時感覺極痛,但病情卻漸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況。

在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排過絲毫大便後,醫生說翌日將為我進行肛塞。我聽到後嚇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醫生騙說已排便成功。這時候,我的下腹已變得脹大,而且隱隱浮現青藍色,看起來很恐怖。有一天,我拜託同房僧人出外買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後一陣子,肚子便開始絞痛,然後肚中便產生了便意。在排便時我發現糞便狀況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顆一顆極沉重、掉下馬桶時竟會撞出金屬聲音的小糞丸。這樣的小糞丸一共有好幾十粒,隨之而出的是極臭的稀糞液。在排完糞液後,我頓然感覺舒暢,身心都輕鬆了起來。我自幼對醫學很感興趣,依師與依書也學了不少醫理,所以自然對我的怪糞感到好奇(這或許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說是因為無聊)。我找來一個錫罐,用筷子夾了其中一顆糞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時發出了一聲清脆的「噹」聲。然後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攪拌。在靜候一回兒後,我見證了一個奇妙的現像,糞丸竟然發大變為一堆奇大的正常糞團!事後我分析認為自己肚中積累不出的糞丸,其實每一顆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頓飯的排洩物極度濃縮而變成的。

在那次排便後,我的身體便迅速地復原,不但感覺健康及胃口奇佳,連禪修也變得很穩定,後來更強壯得可以輕易舉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舉重一向是我的強項),但院方堅持說我的病患未清,必須進行切除部份肺葉的危險大手術。

在手術當天(入院一年後),全院中的藏人都來打招呼,我們又聚在一起唸經良久。進入手術室後,我刻意提醒自己務必趁此機會看清西方手術過程,同時又想觀察自己在被麻醉後的心識活動現像。然而,在被注射後我便馬上睡著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後,我聽到仿似由遠方傳來的叫聲「洛桑!洛桑!」(當時醫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稱呼我,並不使用「祈竹仁寶哲」等尊稱)。我勉力睜大眼睛,半昏迷中記得見到曾留學美國的印度醫師、幾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圍著我鼓掌歡呼,然後我便又再次昏睡過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間並未有一刻醒轉。但在這三天中,我的心識仍有一絲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誦的功課經文誦完,又斷斷續續地默唸祖師名號,對本尊等之觀想亦能在心中進行。這些觀想及唸誦,是一個修行人彌留時必須進行的,如能做得順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淨土。我在昏迷中雖然觀想及持誦的次序有顛倒錯亂,但卻仍能靠過往的熟習而大致完成功課。在醒過來後,我當時心想:「這次昏迷就是一次預演及試驗,我的成績看來還可以過得去。如果持續地熟習下去,將來在死時應該可以有把握!」,心中對自己的表現甚為欣喜。

在手術後我仍住在醫院中療養,這時我又偷偷地收養了一隻貓及一隻小松鼠。這兩隻小朋友為我的醫院歲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醫院中一共渡過了幾近三個年頭,其間堪薩仁寶哲天天受持大乘八關齋戒,一天只進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來,徒弟為師長發這樣的大願也不是沒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師!我在後來的日子中,每想起師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淚流滿面。後來我常常對自己的徒弟說:「我的性命,是堪薩仁寶哲的大願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險所換回來的!」。

在這近三年間,院方對我們藏人尤其特別照顧,允許我們自由外出散步(而對院中其他病者投訴不同等待遇時,美國醫生說:「你們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們西藏人卻是身逢巨變呀!讓他們散散步也許會使他們的心情較為輕鬆!」),又不禁止我們僧人進行閉關等活動。我們一眾僧人把醫院變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進行集體誦經,還按每月日期舉行僧眾羯磨誦戒法會,生活完全不似身處異地的一間醫院之中。

住院期間,經友人介紹,一位善心的德國老婦成為了我的施主。這老婦文化修養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資供養連我在內的兩位轉世者、一個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彌尼。我們自此時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書信。她先後曾往印度探訪我三次,又常常郵寄果醬及罐頭食物與現金予我,對我有很大恩德。這老婦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說:「我倆同為家族分離的受害者。我現住西德,我的家人卻全在東德,一直不能見面!」。她後來死於謀殺,令我很傷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們僧人與院中員工依依不惜地告別。我與大約二、三十位已復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賣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回畢莎。在孟賣市中,我拍了復原後的第一張照片,這時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時的健壯。

在重回畢莎營時,相熟的僧人對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詫異,因為他們在三年前我離開時,早已認定我將命不久矣。當時住在營中的我派長老宋仁寶哲(Song Rinpoche)打笑地說:「嘩!『死人』復生了!怎麼你不是早死了嗎?」。像這一類的玩笑持續了很多天,我幾乎成為了營中的「明星」。在營中我又再次見到堪薩仁寶哲,他對我的痊癒如釋重負。在營中的昔日同班學僧,此時已完成了中觀部課程,剛踏了俱舍部班級,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來的級組(同學已順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觀部,我卻只讀了五、六年般若課程及在入醫院前修了少許中觀部學業)。一年後,堪薩仁寶哲與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選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學中進修研究,我與好友赤巴仁寶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 Loden)。在又兩個月後,由於畢莎的熱帶氣候,我的肺病又復發了,不斷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難當,於是我遷往貼近喜瑪拉雅山之北印度達拉候斯鎮(Dalhousie)居住養病。

達拉候斯處於高山中,氣候與西藏很相似,同時也有許多藏族居住。在搬到達拉候斯後,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時我又再身無分文,便只好變賣了我的僅有財物 | 兩盞油燈、一個內供皿及一套七隻的水供杯。這些佛壇用品全為純銀質料,若在現今可以賣得二、三萬盧比,但在當年我只換得二百個印度盧比。

達拉候斯有一所為藏族轉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學校,其創辦人是比迪尼師。這位沙彌尼全名是「費達比迪」(Freddi Bedi),她是一位英國女士。她隨噶舉派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學佛,在受了沙彌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傳,所以並沒有比丘尼)後,她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二位英藉尼師。由於她的信仰,她對藏人特別關心,這座寄宿學校便是她對藏族的一項貢獻。學院教授英文、縫織技巧、唐卡繪畫藝術及佛學,又提供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這間學院後,學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畫繪畫技巧,但由於英語教師一直是走馬上任、換來換去的義工,我沒學得多少英語(當時我對英語提不起興趣,沒想到我後來竟然會向洋人弘法)。以其學問著稱之格西達吉長老(Geshe Ngawang Dhargyay)當時也住在同一鎮中。我趁此良機求長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學課程中的內容,長老於是便很慈悲地為我天天講課,在四個月的密集教授中對我講解了五大部學科內容(這位師長後來在紐西蘭圓寂,我由澳洲趕赴當地為他辦理後事)。

在達拉候斯期間,我多次隨僧眾前往佛陀的生地藍毗尼(尼泊爾)、成道聖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說法聖地鹿野苑及示寂聖地拘尸羅什。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體朝聖行,同時也是學法的活動,每次都有派中領袖在聖地作開示。我在這些朝聖活動中,多次依根本上師赤江仁寶哲、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正教授師鈴仁寶哲及札什倫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 Lobsang Sopa)受灌頂及傳承法要。在這些盛大場面中,往往有數以千計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熱鬧。這類集朝聖及學法於一身的每年活動,我在遷往達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經多次參加,其間既得了不少傳承及開示,也對大部份印度的佛教聖地遍禮過。

我曾先後朝禮鹿野苑多次。這是佛陀成佛後初轉法輪、向最初五比丘說四諦之聖地。這地方同時也有很多婆羅門教修士。婆羅門教中也分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儀和潔淨,這一點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義當然並非佛法。鹿野苑一帶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卻屬裸形外道。他們留長髮及鬍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體,長期進行各種苦行。在佛教史上,釋迦牟尼曾以辯論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滅後,佛教與這類外道亦不斷有法義及神通上的較量。雖然在古代佛教於比試中多獲勝利,曾令不少外道轉皈三寶,但這些外道的神通卻的確有一定的份量。時至現代,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與友人在街上散步,這友人突覺後腦一熱,像是被人潑上沸油一般燙痛,但肉眼卻看不到有表面的異樣。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強或挑戰的意思。我們沒有加以理會,只靜悄悄地繼續走開去了。在當地,又常有外道術士施法行騙的情況,不少人都曾吃過小虧。

其中一次朝聖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個月,這期間認識了後來與我親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 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歷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領袖,為蒙、藏佛教各派尊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稱為「日光大皇帝」,可見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歷代法王為《時輪密續》、《度母密續》、《彌勒密續》及甘丹派耳傳施身法(正確譯名為「斷法」)的持傳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覺囊派祖師、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學家與聖者多羅那他(Taranatha)之傳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創建者絳央措杰(Jamyang Choje,宗喀巴的弟子)、寧瑪派初既嘉善大師(Chokyi Gyaltsen)、噶舉派達瑪旺竹大師(Dharma Wangchuk)及薩迦派貢噶左竹大師(Kunga Drochuk)。在法王轉世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時,生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及第四世班禪喇嘛核認為聖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號(意為「蒙古地區之依怙主」)及許多傳承。在漢地,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漢地皇帝的尊重,被冊封國師。此後,歷代轉世法王時現僧相、時現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來多次受到歷代達賴喇嘛及漢地皇帝的冊封,成為蒙古地區中的政教領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變動之時。蘇聯的共產黨軍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宮殿,把法王叫了出來。法王在連鞋也沒穿好的情況下,被軍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處決了。當年外蒙的寺院規模極大,西藏地區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們的深山小廟規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當時正有三萬位僧人正在誦經。軍人以機關槍掃射僧眾,把他們中的大部份當場打死了。有少數修持有證量的僧人,不論軍人怎麼開槍也沒有中彈。軍人心感怪異,便放過了他們。此後,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蘇聯政府倒並未把寺院、佛像及經書毀去。

現世的法王生於拉薩,四歲時即被當時的西藏攝政者熱振仁寶哲(認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者)認定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於當時外蒙已為蘇聯所管轄,法王的身份並未被正式公佈,也沒有舉行昇座典禮。在七歲時,法王以普通學僧身份入學於哲蚌寺,渡過了十四年學僧生涯,同期亦隨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及赤江仁寶哲等大師學法,又依頂果欽哲仁寶哲(Dilgo Khyentse Rinpoche)、卡盧仁寶哲(Kalu Rinpoche)及薩迦崔仙法王(Sakya Trizin Rinpoche)學寧瑪派、噶舉派及薩迦派傳承。在二十一歲時,法王離寺以瑜伽士身份進行了多次施身法閉關及往各地朝聖。於二十五歲時,法王捨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歲時,法王隨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後一直為居印的西藏人開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認識法王。當時,法王被噶舉派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延請至鹿野苑梵文大學,出任噶舉派教義課程的總代表,剛巧住在我的鄰房。在相識後,我們很自然地便結為比世俗親兄弟還親的法友關係。他當時大概三十六歲,生活頗見佶倨。哲布尊丹巴的為人樂觀,不論甚麼大苦都能歡喜地承受,更把苦難視為自己的宿業而從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別敬佩他的定力。不論是在印度早期面對極度的清貧境況或後來在蒙古數十萬人夾道歡迎頂禮的場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紿終仍一樣地從容自在,仿佛苦難及蒙古民眾的熱情崇拜都與他無關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視錢財如糞土,在窮困時從不向人訴苦,在收到供養後他轉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貧苦時期,每次我到訪,哪怕下一餐便會沒著落,他都會傾囊請客。雖然我也負著一個轉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卻與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於他對金錢不屑一顧,財政狀況往往比我還差,以致我一直以來有很多機會供養法王。在後來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蘇聯解體後獨立,達賴喇嘛才正式冊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訪外蒙時,在半年間其居處門口長期有著數以萬計輪候讓他摩頂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見了近一百萬信眾,總共得到五百萬元供養,但在離開外蒙前他卻把錢悉數布施予窮人及慈善機關,沒有帶回一份錢,回家後仍然過鯤葉衁漸肮﹛I近年來,法王向我說他正在撰寫自傳,大家以後不妨一讀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師長堪薩仁寶哲被委任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這時候我正在達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薩仁寶哲來達拉候斯探訪我,又囑我早日返畢莎營考取「格西」學位。本來我在色拉寺只學了七年多,在印度斷斷續續地也跟著同班學習,但照說並未正式學完課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過我在達拉候斯補學的情況,所以此時我對五大學科已有大概的認識,又因轉世者向來可以被通融跳班及當時西藏的變幻政局,堪薩仁寶哲才有了命我考試的主意。此時我無可無不可,心想學位也不過是個虛名,重要的只是實學真材。但基於對師父的服從,我便動身返畢莎,暫時結束了在達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畢莎時,許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適應氣候等原因而往生了。這時候的畢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們的見證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為母上天說法後降凡紀念日中,依照傳統答辯三場及在長老前應考背誦。在早上我依傳統舉行一次供養,在午餐時又再供養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個盧比(這是當時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絨前地方領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這位領主。他後來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訪該國時必會往訪)。在同期還有另兩位僧人應考,我和他們都十分緊張,表現說不上很好。幸好這種應考實為畢業之儀式,並非真的在評分,我才順利得到了一個三等「格西」學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補辦了早應在一九五三年入學色拉寺前進行的登座法會(當時因貧窮而推延並未舉行),終於才正式成為寺方註冊的色拉寺昧院轉世者成員身份(世事往往是難以預料的。在入學色拉寺時,我無法負擔登座的儀式。在十七年後身處西藏境外、印度難民營中,我才反而終於進行了色拉寺昇座典禮,正式得到了轉世者學僧身份,更在同一天舉行了畢業典禮)。

在成為了一個三等「格西」後,我又回達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間仍然繼續在寄宿學校中上課。

在我成為「格西」一年後(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給了三塊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薩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課程,僧人數目也被限制於寺院正常情況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屬三大寺的僧人此時約有一千多個在印度,原屬色拉寺的則有三百多位。我們所有僧人對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動,紛紛由各地趕回畢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畢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後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畢莎到南印度,車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車後,我們來到了南印度邁索爾(Mysore)地區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給色拉寺的土地,是邁索爾地區森林中的二百畝荒地。邁索爾盛產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氣候不熱不冷,是一個好地方。

在跟著下來的三年間,我們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開林建寺,生活既艱苦又愉快。僧人全體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欽大殿,然後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別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時學僧也繼續學習傳統課程,實在忙得交關!我當時被分配的工作比較輕鬆,主要只是監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動手腳開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體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帳蓬內,條件比較基本。

在當年邁索爾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會遠遠避開人類,較少對人傷害。但曾經被人勞役而後逃脫的大象,則多會獨自生活。這些單獨行動的大象因曾與人類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會在遇上人類時活活把人踏死。我們僧人中雖幸而並未有被象踏死的情況,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則有許多死在大象腳下。後來我們發現這些殘暴的大象也有靈性。在不幸與牠們狹道相逢時,只要謙卑地跪下,牠們便會繞道而過,並不加害。有一次我與一個年紀相仿的「格西」相約往森林中找檀香樹,本欲取些最優質的檀香木自製佛珠。在入林五分鐘後,我們遇上了一頭巨象。我見勢色不對,在第一時間便逃了,但友人卻持一把小小的開山刀呆在當場,嚇得忘了逃命!我們兩人如臨大敵,一個逃了,另一個手持一把小得可憐的刀自衛,但那頭巨象卻只懶懶地斜眼瞄了我們一眼,便繼續走遠了。最後我們也沒取得檀香,只嚇得狼狽地逃回寺址,後來再也不敢入林。這個「格西」在多年後到了澳洲協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話昔年的這件事時,大家都笑得眼淚直流!

邁索爾的蛇類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種品種的無毒巨蟒,也有一剎那間便能致命的眼鏡蛇。在開山建寺的最初幾年,我們幾乎天天與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節中,青蛙紛紛跳入我們的簡陋帳蓬中避雨,許多毒蛇就會尾隨而來捕食牠們。後來我們僧人已見怪不怪,一見毒蛇便只冷靜地以木杖輕打牠們頭部,牠們自然便會離開帳蓬另去他地。在幾年中,可幸沒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築竣工後,我們都十分高興。在這時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別在南印度的另一邊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寧瑪派大寺,其主持是寧瑪派的貝諾法王(Pema Norbu Rinpoche)。

寺院建成後,整個色拉寺教育舊制亦告恢復,有不少新沙彌入寺學習。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種及收割,儘量做到能自給自足的目標。原拉薩色拉寺的僧人對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榮的新景況十分滿意,許多老僧人都常常嘆說此生已死而無憾。在現今二零零零年,在當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薩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餘連我在內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見新寺已走上軌道,我便興起了閉關專修的念頭。依嚴格的佛教傳統,閉關必須選用曾有先賢修持有成的地點進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蓮華生祖師等大師曾在其中修行的關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閉關地點。在最低限度,行者也應選無人煙之靜處,並且要肯定當地在過往中從未發生過僧團分裂等情況,否則閉關便難以有成。當年我因為情況限制,並未能往曾有先賢住過的山洞等聖地中閉關,所以便選擇了距印度色拉寺約兩小時腳程的密林。在入關前,我依傳統對地方的「非人」供養,以祈請這些「非人」不作干擾,同時我又依法加持關房、安立代表護關的四大天王之四塊結界石頭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須放上吉祥草及百節草。前者有清淨之表義,後者則有長壽之緣起。在釋迦太子臨示現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正欲上座時,曾有一人向祂供養了這兩種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這兩種草上坐下修持,最後成就了佛境。閉關者坐在這兩種草上,正表義效法佛陀修持的決心、紀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緣起。有關以上傳統,我在入關前先後一一嚴格地辦妥了。

我的關房位於無人活動的森林中,環境應可說是頗利於專心靜修。在關房附近並沒有危險的跡象,但卻有很多毒蛇出沒。在閉關期間,我只能在結界的四塊石頭以內範圈活動。每週中會有一位預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來為我送糧食及木柴,但我們並不交談。

閉關期中的每天凌晨三點我便上座修持,至六點下座用早餐。在八點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時份,然後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誦我一向以來的日常功課。在下午二時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時,然後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誦完的日常功課誦畢。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點至十點,修完後便睡覺。在閉關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內容只可以是一早決定好的本尊專修,所以日常功課必須在一座與另一座之間的空檔餘暇中進行,並不能佔用座上的時段。我的日常功課有三百多頁,每天即使馬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兩個小時才能修畢。這樣一來,關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時以上。在僅餘的時間中,除了用餐及睡覺以外,我也會在關房外至結界之間的空地走動一下權作放鬆運動。

在初入關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萬遍皈依偈修誦、十萬次頂禮及十萬次水供等各種前行。完成加行後,我便正式開始修本尊法門。在關期中,我大概每一週便會在夢中夢見師長,這可說甚為吉祥。這種天天如是的專修生活,無信仰者可能會視為苦悶及不能忍受,但我卻覺得很寫意、很充實。

在四年後,我順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標。在進行了護摩火供等圓滿法會後,我便結束了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閉關生活。在出關後,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顯著的增長,心中感到十分高興。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後第一位進行大閉關的僧人。因此,我的閉關變成了對其他僧人的鼓勵。在我出關後,陸續便帶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閉關專修的風氣。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後,我便擔任起僧堂中的長老前輩的責任,對僧堂中的年幼學僧教授、管束及照顧他們的生活飲食所需。在此前後,我的師長堪薩仁寶哲剛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稱「堪薩」),於是他便在色拉寺中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怖畏金剛密法專修閉關,我便在這下來的三年中負上了更大的責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絨僧堂的全體年青僧眾外,堪薩仁寶哲的三個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個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顧。身為嘉絨僧堂的轉世者成員及長老,我必須在有需要時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對堂中的大事有時也必須參與處理,但這比起照顧堪薩仁寶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來說,只是很輕的負擔。在寺院中,絕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薩仁寶哲的徒弟,但他們各有所屬僧堂及其他長老師長照料生活所屬,並不需堪薩仁寶哲個別照顧。我所照顧的小徒弟,是指堪薩仁寶哲及我自己親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親徒。他們大多是無父無母的可憐孤兒,最小的是五歲。此外,管教在印度轉世的第三世薩巴仁寶哲也是我的責任,這時他只有六歲。這些小孩子很難管教,他們在白天喜歡到處玩而不願學經,在晚上又哭著叫媽媽。我在堪薩仁寶哲閉關三年時,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間,一直在同時間中擔任師長、監護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與媽媽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於坐牢及被判勞改時所體驗的!在小僧病時,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顧,夜裡更幾乎是沒時間睡覺。在他們頑皮時,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輕他們卻完全不改,這令我很是為難。在這期間,我才明白到年幼時我的管教師長之苦處,心中對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數目已達一千個左右。除了藏族學僧外,此時寺院中也有來自西班牙及美國的洋轉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學僧僧堂,後來又來了一個黑人學僧。在我所屬的嘉絨僧堂中,來了一個美國學僧。這學僧畢業於美國名大學,是曾得美國總統召見及贈以獎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語說得與藏族一樣,學習成績也不錯。後來他又為昧院的擴建及日漸增多的僧眾而經營鑽石生意,在短短幾年內便成為了世界鑽石業內的知名人物,但同時仍繼續學業,最終成為了歷史上首位美國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電視直播中說法。由於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傳佛教中的「格西」學銜,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紛紛重投外蒙古的傳統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響力甚至比派中許多長老還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錫金甘托克辦事,所以我便前往該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兩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間為當地藏民開示及授予延壽隨許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鄉老父逝世的惡耗,便為他修持懺淨法,又與暫住常地的幾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遺骨請宗座及赤江仁寶哲等大師加持超度。對家父的逝世,我並不感到太悲傷,反而汏為家父在死後能得這麼多的大師親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課中加誦一千次觀音真言,以這功德每天迴向予父親(幾鴾後,家母亦相繼過世了)。

咺托克是一個殊勝的聖地,而且是寧瑪派蓮華生祖師修持之地。在返G,我的心境的確較住在其他地方時平靜,就連夢境亦特別清晰與吉祥。於甘托克居住期間,我幾乎每晚都有吉祥的夢兆,其中有數次我在夢中見到自己在漢地身為領袖的過去生。

在離開錫金後,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繼續擔任照顧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歲的澳洲青年格頓(Kriton Gleen)成為了我的長期施主。這個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個韓國人學武,同時以打理練武道場的工作及雜役代替他所不能負擔的學費,因此很得其武術師父的賞識,對他更授以針炙等東方醫術。在他的師父死於交通意外後,他便繼承了其師之武術學院及醫館。由於格頓自幼便接觸東方文化,又曾與其武學師長建立了東方式的師徒關係,他漸漸便對東方的宗教文化感到興趣,於是便成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僅用剩的少許錢供養我。這個施主後來成為了唐手道武術的大洋洲總教頭及美國一些官方單位的特種部隊教練。在他的武學道場中,學生上課前必須靜坐修心,又要學習培養慈悲心及武德,與其他的澳洲武術學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寶後,這年青人信仰極真,沒多久後又進行了一次長閉關,堪稱十分精進!

在同年,中國大陸在粉碎四人幫後漸漸開放宗教政策,允許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復建築。在這時,我在多年來初次興起了恢復大藏寺的希望,但卻不知從何開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長老要求我到澳洲協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當時心想:「印度色拉寺現已上了軌道,大藏寺則暫時無法集資重建,倒不如暫去澳洲弘法!」。當時我完全沒有向洋人說法的經驗,心中也有多少擔心不知是否應付得來,只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答應了下來。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簽證終於獲批准了,我便動身遠赴澳洲 | 一個我對其全無認識的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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