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色拉寺建于公元一四一九年，其创建者为在汉、藏二地有极高地位的大慈法王。这位大师是宗咯巴祖师的弟子。当年汉地皇帝永乐由于仰慕宗喀巴祖师，特遣代表往拉萨迎请祖师入京登国师位。宗喀巴祖师并未答允，但派了他的弟子上京。皇帝在认识了宗喀巴的弟子后，十分敬重，便册封以「大慈法王」等封号及迎请其为国师。早在当年，大慈法王便已在汉地五台山说法，把宗喀巴祖师的教法带到了汉地。在回藏时，大慈法王带回了皇帝御赐的冠帽、封印及一套御印《大藏经》。在回到拉萨后，大慈法王建成了色拉寺。 与其称色拉寺为「寺院」，其实倒不如称之为「佛教学府」更为恰当。色拉寺与甘丹寺及哲蚌寺并列，是世界三大佛教学府。这三间寺院并不同大藏寺一类的道场，而是专门提供僧伽教育的地方。学僧由西藏各地来到这三大寺中，接受佛学的教育，在学成后多回到自己原属寺院，所以这三大寺中并无太多常住僧众，也没有其它寺院这么多的宗教法事，寺方甚至不准学僧作禅修或修密法，而规定学僧必须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学习经论上面。我在后来的日子中，经常有与汉地佛教徒交流的机会，发现汉人多以为西藏佛教就是密宗和密法，这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在色拉寺等三大寺中，学僧加起来当年便有二万以上，他们必须花近二十年学习显乘经论，在这期间根本不会接触密法，也根本不准许修持密法。这三座佛教学府是西藏佛教的最高权威及中枢，但全都不是密宗学府，可见汉地一般对西藏佛教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 在三大寺毕业后，僧人可以回乡弘法，也有些会入山进行闭关，有些则选择进入密院进修密法（当然，欲学密法的人不一定要入密院，大部份人都只私下依师学法而自行专修。在三大寺中，也常有学僧低调地学密法及修持密法，但这必须低调地秘密进行，严格上来说并不符合寺规）。在拉萨有上、下两间密院，系统地教授密法的修持与理论。这两间密学院是密法的权威，其被称为「上」及「下」是针对其地理位置而言的，并非指上密院比下密院高级（我们大藏寺，向来在密学上与拉萨下密院挂靠，在显学上则与色拉寺昧院挂靠）。 色拉寺位于拉萨市郊，由寺院走路便可达拉萨市中心。当年大慈法王在选地时，曾看中另一块空地。该地地理甚佳，可令其上居民丰衣足食、生活不忧。大慈法王却认为僧人的生活太过丰足并非好事，所以反而选定了地理较差的寺院现址。寺院建于一座大象形的山脚下，山上的峰形可见八种吉祥物之状。 在色拉寺的左方后山，是宗喀巴祖师当年在户外说法之地，他的法座至今仍在。在法座的左旁，有一个圣水泉，饮下它的泉水可治病及增长智能。在法座右侧，是宗喀巴祖师闭关修持及埋头写作佛法论著的房子。在寺院背后的山腰，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石墙上有著名的玛尔巴大师手印。在寺院右方的后山中，有柏绷喀寺、吉祥法林及一个石洞。柏绷喀寺本为藏王松赞干布为妃子所建之宫殿，殿堂建在一块大石上，所以得「柏绷喀」之名（「柏绷喀」即藏文「大石」之意）。一代宗师柏绷喀大师之名号，亦源于他被认定为此寺之方丈转世。这间小寺及附近建筑群与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历史很有渊源。藏王松赞干布及妃子据说曾于此宫中闭关修持，西藏史上最初的七个比丘也曾在此处修行，甚至连西藏的文字也是在这的一间建筑物中发明的。吉祥法林在柏绷喀寺上方，是柏绷喀大师当年较常居住的地方。附近的山洞则是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柏绷喀大师曾在此洞中修持多年。此外，色拉寺后山有一个天葬场，亦即我在到达拉萨及遇上同乡、同寺的僧人之地。在吉祥法林下方，又另有一个天葬台。 有关色拉寺的命名，流传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说「色拉」是指寺院附近当年盛长的蔷薇类植物（藏名为「色拉」），另一种说法指「色拉」解作「冰雹」。在色拉寺建成时，哲蚌寺早已建好了，而且名声很大。「哲蚌」解作「米田」，有些人便说色拉寺刻意取名「冰雹」，取冰雹能摧毁米稻生长之意，表示色拉寺有志超越哲蚌寺的意思。我认为第二种说法并不可靠，而且多少有霸道的感觉，想来第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西藏的寺院通常布局比较汉地寺院为乱，并不分为一进、一进及工整的方位排列，反而较似是由许多僧舍随意环绕大殿而建成的小城模式，大藏寺及色拉寺也都是如此。 在色拉寺制度中，寺院共分为三个院，各有各的方丈、司事、学僧、组织及殿堂。这三个院称为昧院、「志院」及「额巴院」，在藏文中叫做「札仓昧」(Dratsang Mey)、「札仓志」(Dratsang Je)及「札仓额巴」(Dratsang Ngagpa)。在寺中，有一座大殿叫做「措钦」(Tsogchen)，是三院僧众共同上殿时用的地方。三个院各自有自己的殿，平时若有院级的法事时便用这些院殿，并不上「措钦」大殿。昧院与志院的学制大致相同，只在所学的论著及编制上有小异之处。甘丹寺及哲蚌寺各也分为不同的院，学制也与色拉寺志、昧二院相仿。 在院级下，又再分为若干个僧堂。这些僧堂称为「康村」(Khamtsen)，主要是以学僧原藉而区分的，例如我来自嘉绒地区，便自然编入嘉绒僧堂，而同堂中的其它学僧及长老大多也是同乡的僧人。 在僧堂组织下，又再细分为若干个称为「米村」(Michun)的僧舍。我是大藏寺的僧人，隶属阿底僧舍，同舍中几乎全为原属大藏寺而往色拉寺求学的学僧。舅舅是嘉绒区松岗人，故被编入嘉绒堂中松岗人隶属的布多僧舍（舅舅只住了五年多便辍学回乡。当时家乡已完成「土地改革」，他无法再当僧人，只好过农民的生活，一直到八零年代才重复僧人身份。我在一九九三年才再次见到他）。 以上所说的编组制度，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在真实情况中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例如隶属昧院嘉绒堂阿底僧舍的柏绷喀大师便不是嘉绒人，也本非大藏寺僧（后来在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堂中，连美国人也有！）。 在我入学色拉寺时，全寺大概有约八千学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额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绒僧堂学僧约有三百多个。在嘉绒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数约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新僧入寺时，必须依止一位监护长老而住，由这位长老对学僧的操守及学业负责。在这种制度中的监护长老，主要是必须与新僧有某些关系，例如是亲戚关系等。长老如果自认为不够学问或事务太忙，多会为新僧推荐另一位佛法上的师长，所以一位学僧在入寺后便起码会有一位依止师及另一位学问上的师长，但也有学僧依同一位长者为依止师及学问上之师长的情况。在这两位师长以外，年资较长的及具转世者身份的学僧也可以另觅额外的明师而学，并无寺规约束。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长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 Lobsang Jungne)。这位老师主修药师佛法门，是一个很踏实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乡时，跟我在大藏寺时的老师洛桑达华学法，所以与我份属同门，成为我的监护长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佛法学问上，我则依止图丹初藏格西(Geshe Thupten Chozang)。这位学问极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萨巴仁宝哲的外甥（第一世萨巴仁宝哲是选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柏绷喀大师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依传统来说，身负转世者封号的人与普通僧人入寺时程序大是不同。普通僧人只要在有监护长老后，由长老引荐至方丈及专管纪律的铁棒师处拜见、编好所属的僧舍后，便算是寺中的一份子了。转世者入寺的程序则甚为铺张，必须在院殿中升座坐床，再在僧堂中又一次升座，然后才算是正式入学的转世者。在升座典礼中，全院僧众都会出席，转世者坐在法座上接受众僧们的哈达等供养，又要被正式引见至寺堂中重要人物处，转世者的家庭更要负担大额的供茶布施。在待遇方面，转世者与普通僧人也是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学僧必须分担各自僧院、僧堂及僧舍的杂役，尤其在初入寺的几年中特别辛苦。转世者在登座后，学习日程与普通学僧基本一样，但却不必参与杂役工作，生活比较舒适。在法会中，转世者不论在院殿或僧堂分殿中，都有固定的法座，但这只是指在法事诵经的时候。在听法时，转世者顶多只会被安排坐在较前位置，当然不可能坐在法座上闻法。此外，转世者由于必须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精神领袖的责任，一般准许跳班学习，可以把长达近二十年的课程在十年内大致学完而考得「格西」学衔。普通学僧则不论成绩及天资，只可一年、一年地读，不准许跳级考试。 我身负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来应该分别在昧院及嘉绒僧堂升座，但因当年在到达拉萨后早已一贫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学僧的身份入学，入寺时并无任何仪式，亦不享受其它转世者的待遇。就这样地，我入住了嘉绒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学僧。 在初入寺时，我心中十分思念故乡。这并非单只出自正常的思乡情绪，也夹杂对大藏寺及双亲在动荡下的安危之担心。在生活习惯及语言方面，我感到十分陌生。西藏语言分为多种地区性的方言，互相之间几乎完全不能相通。我在初入寺时，只懂说嘉绒语及少许安多语，对拉萨语几乎完全听不懂。在僧堂中情况比较好一点。虽然寺规规定学僧不准说地方语言，大多僧众在自己僧舍中都以乡话沟通，所以感觉还不太难受。在一出僧堂以外，我基本上就如一个哑巴，所以感受很孤独。 在入寺三个月后，我才开始正式学习。在开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礼佛一百次后，我便要赶赴大殿为在殿中聚集的诵经僧众奉茶。在早课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诵经，但初入寺的新僧则要负责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会以为倒茶是一份轻易的差事，但要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热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极重的茶壸，面所装的是刚煮沸的新茶，然后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壸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壸中的茶后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课上，上茶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所以茶僧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铁棒师的打骂，要快却又快不来，而且还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关纪律。我视为僧众供茶为一种大功德，每天总尽力争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长老，供茶时我则会同时在心中修诵忏罪文。 在供茶后，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学经、去师父处上课、到辩经场辩法、更多的杂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会整夜在户外背诵经书，我也有同样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觉。 在入寺一年后，我得到施主供养，终于在嘉绒僧堂中举行了早就应完成的升座仪式，自此便免除了僧堂中的杂役差事。但由于没钱举行院级的升座及供养，我仍然必须履行普通新僧对整体僧院的杂役责任，早上仍需上殿奉茶，直至后来略有年资时方由新僧顶替，我才也成为殿中坐诵经的一份子。在最初的这三年，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学僧，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我在内心中却十分乐于为寺院及其它僧人干杂役，心中很欢喜有这样的机会积聚功德。如果当时我有钱举行升座及供养，虽然生活上可以免却了这些辛苦的差事，但却会失去了天天为几千个僧人服务的大好积德机会。 我在色拉寺期间与大藏寺时的膳食安排方面分别并不大。除了前面几年必须任奉茶僧外，我每天的早餐都在大殿中吃用，午餐及晚餐则在自己房中吃。在早上上殿时，学僧会带自己的糌巴粉及一只碗。到诵至中段休息时，各人坐在原位取出碗放入糌巴粉，待奉茶僧添入热茶后，便以手搓成面团而食。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十分简便，并没有汉地寺院僧众集体上另一个饭堂用餐的需要，而且也不需浪费时间煮烹和洗碗。我的午餐及晚餐虽然是自行在房中进食，但吃的仍是一样的糌巴粉。在初入寺的几年，学僧不得私自煮茶，一天中只有三次进食时方可用茶。到年资较长时，这规定便较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时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宿方面，我被安排住在阿底僧舍的一间房子中，自己有一间睡房。一般来说，新僧入寺是没有房间的，只能睡在僧舍的茶房中。我的监护长老特别慈悲，对并未正式在色拉寺升座的我也尽力给予转世者待遇，所以我才有自己的独立房间。这位当年约四十五岁的老师对我恩德极大，而且对我的性格影响很深。 三大寺的学习内容分别不大，课程主要都是围绕五科佛学来安排的，只在教科书及年级编制上有少许不同。五大学科是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及戒律部。依色拉寺昧院的课程，般若部经论必须八年才学完，中观部要学四年，俱舍部学四至五年，戒律学六至七年，因明学则分开在每一年中各有一个月教授。在以上学科都一一依次学完及过关后，学僧便得「格西」学衔。这种学衔虽然并不保证持有者的德行和内证，但却是对其佛学水平的一种极高肯定。 在三大寺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背诵、听闻及辩论。对所学的经论，学僧必须逐一背熟，逐年接受考试。在各种大、小背诵考试中，长老会随意抽取某章节的某一页，考试者必须凭记忆顺背出内容，直至考官满意为止。这种制度对弘法十分有利，毕业的僧人日后在说法时，随口便能引据极大量的经典原文，不易发生曲解佛法的情况。 学僧在每天当中，有几段时间必须往各自的老师房中听闻所学经论的阐释。藏传佛教很注重传承的清净，对经论的理解尤其注重历代以来传下的阐释角度，不容个人以己意臆测，以防止传承的变质。 辩论则是自原始佛教以来传下的传统。在佛教史上，本师释迦牟尼便曾辩倒不少外道师，令其皈依正法。历代以来如龙树等大师亦相继曾以辩论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汉地，似乎并没有辩法的具体训练，但汉地的菩萨译师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辩倒不少小乘法师，从而声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辩法更可说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色拉寺中，昧院与志院各有其独立的辩经院。所谓「辩经院」，其实是一块由四面围墙组成的露天场地，其中有一个法座供场中监督的长老坐视察及在每场训练中加以指点。志院的辩经院中间有一块石头，石上有天然呈现的七个「阿」字，是宗喀巴时代天上降下的字印入石中而变出的（「阿」字表义一切佛法的精髓）。在昧院的辩经场向上看，则刚好可看到后山的石刻密勒日巴像。对西藏佛教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是经过苦行而由一个曾造重罪之身而即身成佛的一个著名西藏大师，其大半生都在山洞中渡过。他没有财物，但成就最高。我们昧院历来僧人大多在生活上极为贫困，但却曾出过不少有大证悟的行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辩经院与密勒日巴石刻遥遥相对的缘起寓意所致。 在辩经院中，僧人席地而坐，分为一个一个辩论不同课目章题的小组。所辩论的章题，与相应年级所学经论内容主题呼应。刚开始学经的新僧，会编入初级班辩论小组，天天学辩该组的课程内容，直至晋级时便全组移上一个位，本来位置又由刚入寺的新人补上。所以，在院中的某一个位，几百年来都是在辩论同样的章题，变动的只是辩论的人。学僧由最初坐在院中的左下角，依次逐级晋升，至近学成时便坐在初入寺时所坐之辩经地点旁，完成了整个循环，也辩尽了整个课程所有的章目。在辩经院中，凡同级的僧人便编为一组辩法，并不分原藉及所属僧堂与僧舍，统一使用拉萨语沟通。 在辩经时段的前后，僧人必须共诵经典。在每场辩经中，铁棒长老会踱步场中察听及监察僧人风纪。 在辩经时，有多种不同方式，有时是一人对一人，有时则数人对数人。辩方坐在地上，问难方站立大声喝问，并以各种手部动作、身体推撞、取笑、佛珠的摆动及脚部的进退增加自己的声势及打乱辩方的思路，旁边围观的学僧则视双方表现而发出喝采或喝倒采的叫声，场面十分吵闹。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种辩论或许有点似吵架，其实面大有学问，丝毫不可胡来。辩论双方必须依据佛的教法及因明逻辑而问答，胜败是明确利落的，绝无空间可以靠胡辩或兜圈子而混过去。看似激烈甚至有点粗鲁的大动作，除了增加声势及打乱对方外，也有其内在的表义，例如拍掌时一手下压表义闭三恶道，另一手上扬表义拔众生超脱苦海等等。坐答辩的一方，必须漠视取笑及问方的各种动作及推撞拉扯，冷静而不加思索地给予合乎佛法及逻辑的回复。如果在某一题上落败，答方便要摘下僧帽，直至在下题辩胜时才能重新佩帽。 以上所说的辩经训练，每个学僧都要通过，一年中还有三大寺的同级学僧代表聚在一起辩论的定期活动，但我从未参加过。在学僧毕业考试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辩经，投考头等「格西」还要在大昭寺中，面对派中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两万多个僧人，在他们面前辩经多场方能考成。 除了正式的背经、听法及辩经外，学僧一般还会抽时间到师长处请益学问上的疑难。这是属于主流课程以外的私人补习，纯属私人自愿，并不受寺方限制。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为佛教中的学习与证悟只是单纯的学问累积，所用的只是智能，其实不然。要通达佛学中的精微之处，单靠智慧是不足够的，必须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个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错乱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虽然生活是落后了一点，但都是心灵富足、乐观欢喜，极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尔却有因死读而又缺乏功德，导致最后精神错乱的学僧。对福智低下的学僧，师长会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师赞。对实在追不上课程者，师长甚至会命其停学一年，专修宗喀巴赞的念诵。在修持此法后，本来愚笨的学僧往往智力大开，乃至休学一年后反能追上而学问超越原班同学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见闻。这个宗喀巴祖师赞，是我自在大藏寺时便每天诵念的。它不单能令智力增长，还能令诵者得祖师加持而克服病况与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学僧遇上任何问题，师长总是授以同一种解决方法，命他们诵这个赞文。我在色拉寺时，寺中有一位学问很高的汉僧。这位汉僧后来在八十年代中风病重垂危，最后却单靠持宗喀巴赞而把自己的病医好了。像这类的宗喀巴赞灵应事例，我一生中就曾亲见无数次之多。 很多人以为在三大寺中，学僧在读完后应试，高级者便会得头等「拉然巴格西」学衔，其它的分别考得二等「措能巴」学衔，三等的「灵色」学衔或四等的「勒然巴」学衔，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长达二十年上下的课程中，在读到较高班时，师长便会依各学僧的历来成绩及潜质，把他们分级评选，最终的「格西」考试其实并非取决学僧所等之「格西」等级的因素，评级其实早在最终考试前依多年来的学僧表现而定下了。初定为头等的学僧，一般要加读几年准备应考的阶段，最后在三大寺僧众聚集大昭寺的新年广愿法会中应考，成为「拉然巴格西」。其它等级的学僧在学成后，便在寺中应考。应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并非真正的考试。在应考前，学僧早已完成了整个学习过程、经长老认可成绩，方能被保荐应考相符他二十年来学业表现等级的学衔。所谓的「应考」，其实只是一种毕业仪式而已，主旨只是在众人前证明一下多年来所得之成绩及庆祝一番，其所得等级是早已在应考前几年决定好了的。在应考当天，考生由其师长引路，在辩经院中一天辩论数场，所辩内容、对手及结束点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考生最后必须对僧院、僧堂及僧舍分别作大供养各一次、对所有僧人供茶及供食，这便算完成了学业，可以以光荣的身份离开寺院而衣锦还乡了。 刚才也已提到，成绩高等的学僧会在读至较高年班时，被评选为头等「格西」候选生。在正常的课程学完后，他们便要另外深造一、两年备考。头等「格西」必须在三大寺僧众前辩经多次方可考取毕业，其所得之名衔是一种无上的学者荣衔。在每年新年时，拉萨市大昭寺会举行广愿法会，一连两、三周都有大型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佛陀当年以神通降伏外道的神变节。这个大法会传统，是由宗喀巴大师在十五年代创办的。在十多、二十天中，有法会、供僧、「格西」应考、讲经、酥油花展及佛像巡游等活动。这段期间，三大寺所有僧众必须出席，往往有多达二万多个僧人齐集大昭寺。在大昭寺，各寺僧人依所属寺院、僧院、僧堂及僧舍而被安排坐在特定的角落，占满全寺楼上楼下每一吋空地。在每天早上四点起，二万多僧人便要开始诵经，一天中分为诵经及观看头等「格西」应考生辩经等多个段落。三大寺中的转世者各自依身份而有特定的座位，达赖喇嘛则坐在大昭寺的达赖喇嘛御用房中，隔窗帘观看，他的老师赤江仁宝哲等亦都会出席盛会。由于我并未在色拉寺昧院 举行升座典礼，所以便不能坐在转世者的特定座位上，而必须与二万多僧人挤在一起。在法会中，僧人有时连正坐的空位也没有，只能插在其它僧人中半蹲半坐地捱过，而且不准中途如厕，一天下来很是辛苦。在拉萨期间，我参加过八次左右的广愿法会，每次都感到很不好受。 头等「格西」的应考生，便是在广愿法会中、大昭寺中央广场应考的。他们必须在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三大寺全体僧众前辩经，心中往往十分紧张。长老会依各人表现评以头等中的名次，最后会由法王引领考生绕寺游街，接受民众的祝贺及敬仰。 除了如上所说的寺院学制课程外，我在课余也向好几位大师私下学习，有时也参与一些大师们的公开讲经传法。 在寺院中，我除了课程上的师长外，另外也跟第二世萨巴仁宝哲(Gyalrong Sharpa Rinpoche)及立尊仁宝哲(Zhungpa Laptsun Rinpoche)学法。萨巴仁宝哲当时约七十岁，住在嘉绒僧堂佛殿楼上，身材高瘦。在到了拉萨不久后、我第一次见到仁宝哲时，心中便自然地生出很强烈的尊敬心。由于大师也属嘉绒僧堂，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见到他。大师在开示时，对佛经中的任何一个词，都可由多个角度诠译，学问深不可测。在我二十岁时，大师与另外九位长老在嘉绒僧堂内为我及另两位甘丹寺同乡授比丘戒。我私下亦曾向大师求学迁识法及白度母法门。但我并不像一些同门般天天走去大师处串门子，只暗中在心面依止尊重他。这位大师在一九五七年佛诞前夕圆寂，死前两周便预知时至，对其外甥(即我的教师图丹初藏格西)作了有关自己后事的嘱咐，又对这个外甥的未来遭遇给了准确的预言，说：「你不久后将死在狱中。你到时不必惊慌，我自然会来接应！」，又说：「有些人欲往生兜率净土，我则将到极乐净土中住，四百五十年后才会再在人间转生，但我将会有化身继承我的名位！」。大师以吉祥狮子卧之姿入定五天，然后便安祥地圆寂了。在他圆寂后，我曾协助为他的遗体洁身及参与安排后事。大师生前曾说明不愿我们以高僧的塔葬或火葬礼处理他的遗体，更曾在死前交代要把尸身布施予鸟类饱餐，所以我们便遵照他的遗训进行天葬，另外又依大师身相铸造了一个银像作为纪念。大师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图丹格西果然在六十年代初的政治变动中被囚狱中而死。大师化身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则在印度出生，成为了我的徒弟，在二零零零年毕业为「格西」。 立尊仁宝哲当年可能约九十岁，在求学时他是萨巴仁宝哲的同班同学。在世俗名位上，他的世系比萨巴仁宝哲高一点。这位大师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探访汉地及蒙古时的随身侍从，蒙语十分流利，而且对色拉寺昧院的贡献很大。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两年），我曾多次往听大师的开示。当时大师任寺院旁的柏绷喀寺方丈，并不住在色拉寺中，开示也都在该寺中进行。这位大师后来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圆寂于西藏。 在入寺第二年，柏绷喀大师的高足赤江仁宝哲(Trijang Rinpoche)在色拉寺额巴院传菩提道次第教法，又给予灌顶，我便与大师结下了师徒之缘。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在西藏及印度接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开示，又随大师受怖畏金刚及金刚瑜伽母灌顶等。自一九七一年起，大师成为了我心中的根本上师。大师在一九八一年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刚成年。 赤江仁宝哲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与任宗座的正经师之铃仁宝哲(Ling Rinpoche)同为柏绷喀大师之徒弟。从铃仁宝哲及达赖喇嘛处，我也受过不少教法，这些都为多人同时受法的场面，并非师徒单对单的私下教授。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承，便正是源出铃仁宝哲。铃仁宝哲后来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也在印度。 当时在拉萨还有一位查杰仁宝哲(Chagyal Rinpoche)，住在布达拉宫中。仁宝哲原属大藏寺，曾在色拉寺昧院求学，最终考得头等「格西」学衔，被委任为达赖喇嘛的辩论训练侍学。我在拉萨时，仁宝哲大概年约七十。在拉萨的大藏寺僧人中，仁宝哲是学问及地位最高的一位，所以自然有责任照顾我这位来自大藏寺的穷学僧。在色拉寺学期间的休假中，我有时会往布达拉宫，住在仁宝哲的房间中几天至一周之久，但我并没有从仁宝哲处接受很多教法。 此外，我也在课余依同僧堂中的拉旺仁宝哲(Lhawang Rinpoche)学法及学医。这位仁宝哲是一位明医，我在他处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闲时也自己学习医典中的内容。三大寺中严禁学习佛法课程以外的学问，所以我学医的事情只可偷偷地进行，不能让长老们发现。在一九五八年，仁宝哲圆寂了，其侍从请我主持其后事。 在色拉寺的八年生活中，每逢阴历十五等特别日子，但凡能走得开，我都会刻意早一点起床，在凌晨五点多出发往拉萨市中朝圣。我通常会在六点左右到达大昭寺，在寺门前顶礼二十一拜才入寺参礼。如果时间许可，我随后便会到小昭寺及布达拉宫礼佛，然后赶在八点前回寺上课。因为我离寺朝圣是在上课及杂役时间外进行的，所以并不受寺规限制，但若回寺时迟到则要受罚。在记忆中我好像从没迟到过，不过也从不担心迟到的刑罚，因为迟到的僧人通常不过是被罚在佛前作大礼拜若干次而已，这并不十分可怕。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面积并不算大，但却供奉世上最为神圣的佛像。这尊佛像称为「觉卧仁宝哲」，是在本师在世时依据其十二岁太子身相而造的，本来供奉在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中，后被赠予汉地皇帝。在文成公主入嫁西藏时，这尊佛像又被作为嫁妆赠予西藏的松赞干布王，最后辗转到了拉萨的大昭寺中。这佛像很为灵异，在某些情况下会从像身长出舍利子，这些舍利子又会再长生更多的小舍利。在历史上，有多次与这尊佛像有关的灵异事例发生。有一次，一位来自外地的老实人来到大昭寺朝礼祂。这个老实人当时对这佛像的渊源完全不知道，只听人说「觉卧仁宝哲」十分神圣，他便以为「觉卧仁宝哲」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到了佛像前时，他以很大的尊敬心向这佛像说话，心仍然以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在说了一番话后，他便说：「现在我想转一转寺院好好观光一下，请您为我看管我的靴子！」，说便把靴子放在佛像面前，人就出殿往其它地方游览去了。寺僧在回殿时，见到一对靴放在佛前，便很生气地骂：「谁把靴子放在佛像前那么不敬！」，便欲把靴子取走。这时候，佛像竟然开口说话：「别动靴子！有人嘱我代为看管！请你不要乱动它！」。后世的人都说，这种灵应是因为佛像本身的殊胜灵应遇上了该老实人的纯真信念所产生的。这位老实人又曾到过一个叫「查叶巴」(Yerpa)的地方，朝礼了一尊巨大的弥勒坐像。他见到佛像赤足踏在莲台上，便缝了一双鞋供佛。在供鞋时，他向佛像说：「请您把脚抬起让我为您穿上鞋子吧！」，佛像便竟真的抬起了双脚，待他为其穿上双鞋才把脚踏回莲台上。这尊两层楼高的佛像，是全西藏唯一穿有鞋子的佛像！ 在大昭寺的释迦像，必须是有福德者才能见得。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杀了很多人的罪犯朝礼此像，却只看到殿中漆黑一片，完全见不到佛身。在猛力忏罪后，他又回到殿中，但也只见得到佛前的油灯而已！在月圆日等特别日子的清晨入大昭寺，有时能见到巨大的酥油灯中出现异像。在溶为金黄色的液体酥油中，会有一颗、一颗浑圆的固体酥油粒，寺僧说这是住于寺院附近的龙王来礼佛时口中新吐出的酥油供养。 有关大昭寺佛像的灵异，在此就不多说了。在这古寺中，还有天成五尊千手观音像、萨迦班智达所造佛塔及宗喀巴祖师亲口承认造得与他一模一样的宗喀巴像。在历史上，大昭寺还曾供奉本师释迦牟尼的一些遗物，但这些圣物现今全已失传了。 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向寺方请求后，得到允许在色拉寺后山宗喀巴大师当年闭关的小屋中闭关一个月。这次我所修的是一种禁食闭关。在关期中，行者只能在每天中进食一、两次以石头研成而经过加持的石粉末，不许食用其它正常食品。在修持圆满后，行者便能得许多修持上的成就。我的老师对我闭关的意欲不以为然，劝止不绝，但最终还是勉强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闭关初的三天，我的头十分痛，脑海中充满饺子等美食的形像。在过了头三天后，情况便好起来，身体感到十分轻，眼力变得异常地好，听觉也变得异常灵敏、近乎有神通一般。在闭关的后期，我几乎可以日夜修持而不需睡眠，身体变得充满能量似的，丝毫不感疲累或睡意。在少量的睡眠中，我又梦到很多吉祥的兆像。在修成出关后，我感到仿似换了一个新身体似的，在禅定等修持上亦进步了许多，心中感到很愉快。 除了这一次闭关外，我在拉萨期间又曾用一周的时间，以一步一拜的方式绕拜了整个拉萨市。这种修持在拉萨当年很为普遍，不少藏人都喜欢以绕拜的方式向城中所有寺院朝礼。 拉萨市除了因其佛教渊源而成为藏人心目中的圣城外，也是西藏文化的中心，其习俗与我的家乡嘉绒区域及其它藏区有很大分别。以语言为例，拉萨语就比其它藏地方言更有礼貌及文化。以前曾经有一个拉萨人去到康地藏区作客，主人请他用餐，他便以拉萨人一贯的礼貌应对说：「别客气！」。康巴人一向是性格坦率的，并不懂这些客套话，反而真的以为客人肚子不饿，于是便自个儿吃饭了。拉萨人回家后对朋友大为埋怨，成为了一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拉萨文化与其它藏区的巨大分别。我在拉萨住了一段日子后，不单学懂了流利的当地语言，同时也习惯了使用拉萨语言文化中的敬语谈吐。由于这文化上的不同，在使用敬语时我也闹过一个大笑话。有一次我与一位不丹人以拉萨话聊天，我向他问：「请问先生『所出』多少？」。这句敬语本来是问对方有多少个儿女，但那位不丹人虽能大概听懂拉萨话，却不熟悉这种敬语。他楞了一下，似是对我所问的问题感到很不自在似的，最后他才神情怪怪地答：「平均一天一次，份量也不算太多！」。我当时见他答非所问，也就不以为意，在事后却从他人口中听说这个不丹人在我背后到处向人便讲：「那个喇嘛很怪，第一次见面便问我每天拉多少粪！」。 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世上最高的宫殿，也是一座神圣的寺院。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便是著名的药王山医学院。在山脚，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寺，寺中的石墙自然现出一尊释迦牟尼像。相传在末法时期的尾声，世人便再无福德得见供于大昭寺中的释迦佛太子像，到时该像便会沉入地下湖中（大昭寺本来正建在一个湖上），但基于对众生的悲心，佛陀便示现在药王山脚的这一尊替代品供未来的人朝礼。依据这个预言，石窟中的自现佛像在逐渐浮现至脱墙而成为一尊独立的佛像时，便是大昭寺等身佛隐没的时候，也是佛法湮没的年代。当年我在色拉寺时期，此寺中的石佛只像墙上的半立体浮雕。在一九九三年我重返拉萨时，事隔三十年有多，佛像的确显现突出了墙外许多，双耳变得暴露于石壁外而清楚可见，此乃我在三十年间先后亲眼见到的对比。 在离大昭寺不远的闹市中，有一座供释迦佛八岁时的太子等身像，衪是由入嫁西藏的尼泊尔公主所带来的。 在拉萨的四方，又各有一供奉观音、文殊及金刚手三尊的小寺，称为「怙主三尊寺」。此外，拉萨城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小寺院，说也说不完。 当年一步一拜地绕城的时候，我并未遇上甚么困难，所以也别无甚么值得一提的。在我那年代，绕拜拉萨极为普遍，不足为奇。在路上，经过的人都会尊敬地绕道而过，同时也会尽量给予一些方便。在一九九九年，我有两位汉族比丘尼弟子在拉萨也作了同样的一步一拜绕城，同样也是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事隔近四十年，道路已变为车辆不停飞驰而过的大公路，与以前我拜过的路线有少许不同。本来途中应停下礼佛的各寺院地点，有不少已变为现代大楼。但她们在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藏人的礼遇，例如途人让路及供茶等，就连一步一拜地横过大马路时也得到交通警察给予方便，这一点民风习俗倒还与当年一样。 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六年，我入寺的第三年），我又曾作一次长途的朝圣。在问淮方丈及铁棒师后，我便带口粮及简单的日用品上路了。 我先由色拉寺到了查叶巴。这个圣地是度母的圣地，附近有许多圣者住过的山洞。本来由色拉寺到查叶巴只需一天时间，但由于久未运动，我在天黑时才到了山脚。山脚的乡村新近受盗匪攻击，所以村民戒心很重，不肯让外人借宿，我便只好在破屋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我朝礼了七个山洞，其中包括阿底峡大师闭关的山洞及一供有一座两层楼高之弥勒像的大山洞。这尊弥勒像与常见的形相不同，手持鼬鼠而脚上穿鞋。佛经上从未说过弥勒是穿鞋子的，但这尊佛像的鞋却是有一个殊胜典故的。曾经有一个信仰极真的乡下人来到查叶巴朝礼这尊佛像。由于他的至心信仰，他见到的佛像是活生生的，他便向佛说：「请您看管一下我的鞋子！我在附近朝礼一下便回来！」，然后便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佛坛上。在寺院管理员回来见到鞋时，自然十分生气，便想把鞋撒下丢弃，但佛像竟然说话：「别动这对鞋子！有人叫我代为看管它们！」。在乡下人回到殿中取鞋时，他又对佛像说：「咦！怎么您光脚呀？我送一双鞋子给您吧！请您把脚让我量一量吧！」。由于他的至诚，佛像竟然把脚抬起让他量度了。在第二年，乡下人应诺回来，这尊两层楼高之佛像又一次显灵抬脚让他穿上鞋子！至于这尊大佛手中的鼬鼠，亦是传统上没提过的，但寺僧却并未向我说出牠的典故。 在西藏人朝圣时，通常各有各的祈愿方式。我在朝圣时，通常在心中会诵念以下祈愿文： 行者皈依直至成正觉 佛陀正法以及圣僧众 在查叶巴朝礼后，我便往甘丹寺参访。甘丹寺位于一山顶，我走了整天才赶在天黑时到达。在甘丹寺，我受到了同乡人甘丹寺嘉绒僧堂的一位「格西」接待，由他带我朝礼了各殿。在六百年前，祖师便是先在此建立寺院，从此把格律派正法弘扬起来的。在这，我心中生起了对宗喀巴祖师的至心敬仰。 此后，我去了宗喀巴大师作加行闭关的澳卡地区。在澳卡，可以朝礼大师礼佛三百五十万拜的圣地，地上清楚可见由大师之圣身磨出之凹痕。我的心在澳卡显得特别的平静。 在澳卡朝礼后，我便到了拉姆雍措圣湖。圣湖是吉祥天母所加持的湖泊，至心祈求启示者能在湖面见得所问之事的答案。在今世的宗座转世未被寻出时，其寻访团便曾在此湖面上求得线索。由于圣湖之灵异，即使有一百人同时观湖，每一个人都见到与他所问之事有关之景像。这个湖泊附近全是山石，完全没有绿草或树木，生态亦只见有鹰鸟及狼群。 在清晨，我与三位同往圣湖的人步行上山，约在六小时后到了山顶俯览湖面之处。山顶有一个香炉，我们在此烧香供养，然后便各自在雪地中散开而坐，各自祈愿及观察湖面。这一次，四个人都没看到甚么清楚的景像，便只好折返附近民居。三天后，我们又上山观湖，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所求事之启示，我问的事有关外公之转世的前途，湖面显示了他的转世（即我的亲弟）出生之细节。在景像中，湖面出现霞渡寺及我的家屋与屋前的小河，更见到我们家的●牛群。这些幻像十分清晰，就连我俗家的●牛中，有一头白牛的牛角是断的，在湖像中亦能清楚看到。在问及我自己的前途时，湖面则显现一些陌生的风景，我在几年后逃亡时果然来到了这些陌生地方，见到了当时湖面显现的风景。在观湖后，我们便又回到了附近民居渡宿（山顶严寒，不可能露天过宿）。 在朝圣中，我又作了一次二十一天的白文殊师利闭关（在另一次往湖区时，我亦曾作二十一天六臂玛哈卡那闭关）。 我在色拉寺一共生活了七年多，学业成绩只是中等，学习也不过不失，说不上是很用功（我一直心想学得个大概便足够了，本准备此后便终生闭关苦修终老）。我的师长本来计划在我到达色拉寺起计的第八年，安排举行我在色拉寺昧院中的升座典礼，以补办登记成为色拉寺官方承认的转世者学僧身份。但世事的变幻，又岂是我们所能预计的呢？ 在我入学色拉寺的第八年，拉萨局势变得很乱，最后更爆发成为战争，我平淡而充实的求学生涯便告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变幻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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